例如，富顺县瓦市区的15岁女孩钟某某，因与男友交往半年后分手，情绪抑郁。她随同乡出门闯荡，在夜场遇见一名言谈举止带着江湖气息的男子。对方以“高收入”为诱饵，逐步灌输她扭曲的价值观，最终使她误入歧途。
又如荣县龙潭区的刘某，14岁时早恋，15岁便与男友同居。分手后，男友纠缠不休，要求一起做生意。刘某偷取家中一笔钱开了麻辣烫小摊，三十天内结识一名外地商人，受对方诱惑后进入风月场所，开始堕落之路。
第二类是“婚姻失败型”，共有33人。这类女性婚后因夫妻关系恶化，长期分居、争吵，甚至遭受家暴，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。有的丈夫违法入狱，妻子无助之下选择放弃自我，步入堕落。
例如，内江农村的陈某某，少女时勤俭持家，婚后因无房租房问题频繁回娘家暂住。家中哥哥却让她住厨房，激发了她赚钱盖房的决心。她借钱想盖新房，丈夫却在赌桌上输光积蓄。愤怒之下，陈某某外出打工，接触社会阴暗面，逐渐走向堕落。
还有一例，化肥厂女工李某，工作表现优异曾获先进工作者称号。婚后与丈夫关系恶化，想离婚未果，精神负担沉重。1991年工厂事故后，她离职失业，不愿回家，最终在社会蛊惑下堕落。
第三类是“生活遭遇困境型”，共有8人。这些女孩经历坎坷，如被拐卖、遭受侵犯，失去贞洁。尽管被救助，精神创伤巨大，丧失生活信心，最终误入歧途。
例如，贡井区艾叶乡的詹某十年前被拐卖到河南，生育两女，遭受买主虐待。她带着女儿逃回自贡，试图重新开始，但婚后丈夫嗜赌，财产输光，家庭不和，她无奈选择离家，最终成为站街女。
再如大安区朱某，15岁被拐卖至河南失去贞洁，获救回家后，心理阴影巨大。一次偶遇男子被诱惑，逐步堕落。
第四类是“贪恋玩乐型”，共有10人。这些女孩厌学早早离校，沉迷游荡于校外，结交社会流氓，痴迷录像厅和电子游戏，逐渐沦为暗娼。她们为满足所谓男友，利用姿色骗取钱财，受骗者多因面子问题不敢报警。
例如，自井区的张某出生富裕，但自幼沉迷玩乐，荒废学业，混迹流氓圈子。1993年，她与一名五十岁外地商人达成“生子协议”，先后骗取数千元后失踪。
第五类是“想凭此发家型”，共有23人。这类女性外貌姣好，渴望通过夜场赚取高收入。她们大多独行，擅长在酒桌上“耍手段”，酒后结伴离开酒吧，前往宾馆，以青春换取短期经济利益。
第六类是“遭教唆型”，共有8人。她们刚入社会，本性纯良，是本分打工妹，但被路边摊或小吃店的老板娘“拉拢”，通过吹嘘高收入，教唆其从事站街行业。
第七类是“受不良影片影响型”，共有5人。她们受到路边录像厅播放的劣质影片影响，扭曲了对人生和道德的认识。
第八类是“生活困难型”，有2人。例如富顺县邓关的45岁雷某，丈夫因意外残疾，她本人患肺炎，家中经济极度拮据，医药费与孩子学费难以负担，最终误入歧途。
结合以上八大类型，归纳出误入歧途的四大主要原因。第一是普遍受教育程度低，调查中66人为小学文化，27人为初中文化，只有4人接受高中教育。第二是身份原因，大部分为农村出身和待业女青年，其中72人为农村，24人为待业，只有3人有固定工作。第三是价值观扭曲，错误认为“金钱万能”，受到周围环境影响，追求奢侈生活误入歧途。第四是法制和道德观念淡薄，很多女孩无法分辨社会是非，将金钱和享乐视为人生唯一价值。
此外，社会上的站街女带来了四大主要危害。第一是疾病传播，调查中88人感染了淋病、梅毒、尖锐湿疣等性病。第二是意外怀孕，导致“黑户”问题，这些孩子因父亲身份不明无法上户口，面临教育和就业障碍。第三是不良社会风气，这些女性频繁出没于夜场或街角招揽，严重污染精神文明环境。第四是家庭破裂，家人得知真相后往往断绝关系，原本幸福家庭蒙上阴影，一些女性也成为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。
在欧洲一些国家，经过多年讨论，站街女被合法化，理由包括定期健康检查防止疾病传播、公开运营保障安全、增加税收促进旅游等。然而实际上，合法化并未杜绝地下黑帮和人口贩卖，反而令问题更加猖獗。东欧国家尤其成为重灾区，甚至有我国女性被卷入其中。
2015年3月，欧洲刑警组织联合多国开展打击人口贩卖行动，解救了14名中国女性，逮捕了26名犯罪嫌疑人。此事暴露了欧洲严重的人口贩卖问题，成为社会治安的严重隐患。
由此可见，站街女行业作为灰色地带，长期对社会产生深远负面影响。面对这样的现实，每个人无论男女，都应洁身自好，懂得自爱自怜。人生道路各有不同，但共同点是需要自我拯救，抵御内心贪念，避免走上歧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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